河边洗衣服的人都是些女性，她们边七嘴八舌地说，边用棒槌砸衣服。我那年刚满五岁，不懂什么是「死」什么是「造孽」，只会听，听完了就跟着傻笑。
后来我洗好衣服回家，把村里人的话复述给我娘听，我娘听了以后倒是挺平静：「你爹之前是想过把你扔了，但最后不是没做成吗。你不能怨他，他可是你老子。」
我半懵半懂，不知作何反应，只得抹着嘴傻笑。
许是我笑的声音太蠢太傻，吵醒了弟弟。里屋弟弟的哭声像吹号一样，极其嘹亮地灌进了耳朵里。
母亲急忙折身走回里屋，而父亲则从里屋撩开帘子旋出来，一巴掌把还在笑的我扇到墙边。我被扇懵了，甚至忘了收起笑容。
「赔钱货，」父亲走到我身边，揪住头发把我提溜起来，咬牙切齿的声音从齿缝挤出来。「你怎么不去卖笑啊！？」
他的脸离我如此之近，
自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了不能老是笑，爹不喜欢看我笑，不喜欢听我笑，他只喜欢看弟弟的，听弟弟的。
我娘没生弟弟那三年，挨得揍比我多多了。但生了弟弟以后，这个老是挨揍的人，就变成了我。
那时候，每天晚上我都会被父亲锁在屋外。我坐在门前石阶上，抬头能看到满天星星，低头能听到里面母亲的惨叫与哭泣，父亲的怒骂和喘息。
不知道过多久，母亲把屋门「吱呀」一声打开，把躺在泥土地上快要睡着的我叫醒。在被灰尘洗脏了的光线里，我总能看见母亲青紫的眼角或是淤青的嘴角。
就在不断叠加着惨叫声和喘息声的时光后，在我三岁那年，母亲终于怀了孕，然后生了弟弟。
其实我挺感激弟弟的降生，他的到来不仅擦除了母亲青紫的眼角和淤青的嘴角，还赐给了我一个名字——小艾。
艾草的艾，在父母嘴里翻来覆去的「哎」。一个便宜又好养活的代称。
在此之前，我没有名字。
而为了给弟弟取一个好名字，一个大有前途的名字，爹娘在一天之内跑遍了本村和邻村的算命先生和神婆家，占尽了八卜周易，最终确定了一个连最有文化的村支书都难念的字。
彧。
刘彧。
后来他们也不是没再尝试过再生，他们觉得一个男孩子还是太少，想多生几个。但可能是怀孕的时候挨了太多打，母亲怀一个流一个，到最后，就再也怀不上了。
刘彧永远成为了我家最宝贵的存在。
2、
我九岁的时候，领着六岁的弟弟一起到了乡里的希望小学。
那年我九岁，弟弟六岁。我穿着旧衣，弟弟穿着新衣。我牵着比我胖出两圈的弟弟一起来到小学，上同样的一年级。
这是爹娘的意思，为了让我看顾弟弟，理所当然要晚三年跟他一起上学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不对，按我爹的说法，这不仅天经地义，还是他的施舍。
「你迟早嫁人给别人生娃，念这些书屁用没有。但我去镇上赶集的时候看镇上女娃也都上学，你也就去吧。这十里八乡可没有第二个老子能这么疼女娃了。」
我听的时候也只是低着头盯脚尖，不敢看父亲的脸，不敢吭声，生怕自己的眼神和应答招惹到父亲的谩骂殴打，更怕自己错过上学的机会。
说真的，我家没有穷得揭不开锅。
这个小山沟沟里，在其他人还过着种庄稼、交公粮、靠山吃山的老实日子时，我爹就已经在我家屋后头用茅草和砖头垒起了一个猪圈，动起了养猪的念头。
我出生那年，我家后头的猪圈已经大到需要扩建三个格。为此，我爹还跟邻居起了冲突，被邻居老旦爷的三个儿子拿锄头砸破了额角，至今还留有一道张牙舞爪的疤。
